全球化浪潮会被逆转吗？
在美国畅销书作家查尔斯·曼恩看来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他在新作《历史的碰撞：1493》一书中表示，全球化是由多种要素综合而来的历史必然结果。经济的脱钩、贸易的断链，并不能扭转全球化的既成事实。
对世界历史比较熟悉的读者不难猜到，《历史的碰撞：1493》其实是一部“双子作品”。在写作该书之前，作者已经出版了《历史的碰撞：1491》。而居于其中的1492年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。作者无疑是想以此为界，探讨孤立发展与互联互通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运行模式。
在作者看来，全球化虽然看起来更像一个经济问题，但实际上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人类迁徙到物种迁移，从全球气候到各国政治，全球化“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，直至一个‘同质化’的世界”。
人们之所以会抓住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要素紧紧不放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，地理大发现的原始动机就是经济性的。
自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，传统亚欧贸易通道被阻断，欧洲人被迫从海上出发，寻找通往遥远东方的贸易航线。当时的欧洲人已经认识到，地球是个球体，只要一直向西航行，就能抵达东方。但他们对大洋、大陆的分布还一无所知：于是，一心想到遥远东方淘金的哥伦布，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。
从他们踏上这片神秘土地的那一刻起，全球化就开始了。
最立竿见影的表现是物种交换。尽管船队没有找到东方的财宝，却意外发现新大陆上有许多他们闻所未闻的作物，尤其是马铃薯和烟草。这些作物抵达欧洲之后，迅速改变了当地的饮食结构和社会风气：高产的马铃薯成为欧洲人后来最重要的主食来源之一；被印第安人用作药品的烟草则彻底征服了欧洲贵族，叼着烟斗、端着红酒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志。
但欧洲人也没开心太久。不久后全球迎来了一个持续200多年的小冰期（亦称“小冰河时期”）。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，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干旱，粮食长期歉收，人地矛盾上升，最终激化了17世纪横贯大半个人类社会的动荡。
由此，人类品尝到了全球化的“蝴蝶效应”：早先引入欧洲的马铃薯等作物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，但由于印第安人的退场，辽阔美洲的农业人口已不足以支撑欧洲人的需求，不仅是粮食，橡胶、棉花、蔗糖等欧洲无法自给自足的产品全面短缺——黑暗而血腥的奴隶贸易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同期，大洋彼岸的中国也被全球化这只“蝴蝶”的“翅膀”牵动。
欧亚海上贸易的“先锋”依然是作物，番薯、玉米、辣椒……它们从中国沿海地区一步步扩散到内陆地区，特别是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和山地崎岖的西南，这些作物迅速占得了农业生态位，成为当地百姓餐桌上的“常客”。
但作物并非海上贸易的主角，瓷器、丝绸、茶叶才是。欧洲人若想购得这些奢侈品，手中必须得有银子。
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贫银国家。在明朝以前，中国主要的铸币金属是铜和铁，主要贵金属则是黄金。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，大批白银进入市场，很快便成为重要通货。这也是16世纪后期张居正提出农业税法改革，要求农民“折银上税”的时代背景，说明在明朝中后期，白银已经下沉到农村一级的交易中。
不过，尽管白银的直接来源是欧洲，产地却在美洲。巅峰之时，美洲出产的白银有一半以上都输往了中国。但由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对白银的需求大增，加上从1630年起，墨西哥接连发生矿难和罢工事件，美洲白银产量锐减，连带着中国也出现了白银短缺的局面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明末乱局的背后也有全球化这只“幕后推手”的影子。
故事至此还远没有结束。只不过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共识的形成，全球化逐渐收起了野蛮生长时期的獠牙，展现出相对平和的样貌。
如今，跨国贸易、文化交流、人才互通、科技共享，已经将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；人们对全球气候等关键议题的认识，也已上升到国际合作的高度；各种肤色的人们在持续几个世纪的交往中，逐步理解了彼此的文化与关切——作者称这样的年代为“同质世”，并认为，“同质世”就是全球化的“背面”。其到来意味着，人类已然结成了命运共同体，而作为重要推动力量的全球化，也已跨过了那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，真正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。
当前，经济全球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，单边主义、孤立主义、保护主义思潮甚嚣尘上，少数国家热衷于构筑“小院高墙”、推行“脱钩断链”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。逆全球化现象出现在主要西方国家政府层面不是偶然的，其实质是对经济主导地位动摇的恐惧。但从全球范围内看，自千禧年以来，全球财富总量以年均3.4%的速度增长，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境遇有了明显改善。这再次说明，全球化符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是有益的。
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、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，拒绝全球化的人只会被全球化所抛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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